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这对于新形势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重大制度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两个紧密相连”的重要论断，是认识当代中国宪法制度的关键。不了解、不联系中国近现代100多年来艰难曲折、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宪法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西方国家先搞起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探索和尝试。西学东渐之下，立宪救亡、变法图存，成为很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寄希望于仿行西方宪政制度来改良改造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京城菜市口。1908年和1911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先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但根本不能取信于人，必然随着清王朝的终结而消失。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限于历史条件，革命和约法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后来，又先后有“天坛宪草”（1913）、袁世凯的“袁记约法”（1914）、曹锟的“贿选宪法”（1923）、段祺瑞的“民国宪草”（1925）、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1931）、“五五宪草”（1936）、“中华民国宪法”（1946）等。各种版本的宪法文件先后推出，各种政治势力反复博弈。但究其实质，他们都不过是想用宪法、宪政、立宪等招牌和名义，装点门面、笼络人心，维护旧势力的反动统治，最终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为中国人民所唾弃。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就开始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总章程进行探索和实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文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等，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我们党对未来政权建设也提出了基本构想和重要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和《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这些重要实践和思想理论成果，对新中国国家制度、宪法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持久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宪法性文献，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伟大历史变革，确立了新型国家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本架构、根本原则和活动准则，为新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